1968年5月，《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》文件下达后，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湖面，在钢铁厂里激起层层波澜。
厂里在宣传部的发起下，迅速成立了一个检查组，成员们佩戴着红袖章，四处巡视检查，所到之处，人人自危。这些检查组成员行事激进，仿佛被一种狂热的情绪支配，只要有人曾在不经意间得罪过他们，或是仅仅因为看不顺眼，便随意给人安上莫须有的罪名。
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下，工人们和部分干部噤若寒蝉，话都不敢多说一句，生怕稍有不慎就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。日常的生产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，原本热火朝天的钢厂，如今弥漫着压抑与恐惧的气息。
周言看着这一切，感到无力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，改变不了大的趋势，但她仍下定决心，要竭尽全力保住身边的人不被无端迫害。
有一天，周言的同事，一位技术精湛的老技术工李师傅，因为在一次工作安排上与检查组成员发生过争执，便被检查组盯上了。他们罗列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，准备将李师傅定性为“反动分子”进行批斗。
周言得知此事后，立刻找到检查组的负责人。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，说道：“同志，李师傅在咱们钢厂工作多年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为厂里的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。他为人直爽，可能之前在沟通上有些不当之处，但绝不可能是反动分子啊。你们再仔细调查调查，可别冤枉了好人。”
检查组负责人却一脸不屑地说：“哼，周言，你少在这儿替他求情。我们调查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对厂里的工作安排心怀不满，这就是反动的表现。”
周言据理力争：“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很正常，大家都是为了把厂子办好。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给他扣这么大的帽子啊。而且，咱们得讲证据，不能仅凭个人的看法就定人罪名。”
然而，检查组负责人根本听不进去，坚持要对李师傅进行批斗。周言无奈之下，只能去找厂里其他有威望的老领导，希望他们能出面说句话。
在周言的四处奔走和多位领导的共同努力下，检查组终于暂时放下了对李师傅的批斗，但仍对他保持“密切关注”。
厂里的检查组愈发激进，无辜的工人和干部接连遭受迫害，生产陷入停滞，人心惶惶。
此时，另一场危机悄然降临在院长张伯伯身上，他突然被上面的人带走调查。消息传来，周言心急，自己虽在钢铁厂担任技术研发主任，但面对这样的事，实在有心无力。只能匆匆赶回家，与丈夫张浩说起此事。
张浩身为革委会主任，听闻后也是眉头紧锁。他深知此事棘手，张伯伯是被上面直接带走，自己虽有一定权力，可上面还有更高领导，要想帮张伯伯脱罪，难度极大。但张浩还是决定尽力一试。
与此同时，周言的干爷爷，那位德高望重的首长，也在为张伯伯的事四处奔走。他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威望，试图疏通关系，为张伯伯争取一线生机。
张浩一方面在革委会内部努力周旋，与其他领导商议如何为张伯伯说情，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干爷爷，提供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和渠道。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愿，尽管两人费尽心思，上面的态度依旧强硬。
经过多日艰难的努力，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，张伯伯还是被判定下放劳动改造。而且，他的家人也因受牵连，一同被下放。
张浩并未放弃最后的努力，下放地点的选择对张伯伯一家至关重要。他动用了自己所有能动用的关系，终于为张伯伯争取到下放到距离四九城较近的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庄民风淳朴，条件在周边也算不错，相对来说能让张伯伯一家少受些苦。
张浩无奈地对张伯伯的家人说道：“我只能尽力到这一步了。”张家人对张浩的努力表示感激，他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，能有这样的结果已实属不易。